廉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廉之于国，亦如水之于民。回溯历史，中国廉政文化诞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直至西周初年，才逐步形成有关廉的较为完整的道德与政治理念。《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通过以上六条与廉息息相关的策略，对官吏提出了切实的考核标准，要求其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的品格。

春秋战国时期，经由“百家争鸣”的洗礼，廉政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主张，第一次显露了廉政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孔子主张推行仁政与德政，要求爱民、举贤。其中，被广为称道且一针见血道出廉洁之重的，便是孔子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

在此基础上，孟子逐渐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观念，主张德法兼备。荀子也同样赞同这一观点，要求惩处贪污犯罪的官吏。墨家和法家则更加强调法治，认为法治是实现廉政建设的根本途径，对待官吏要做到赏罚分明。不止于此，管仲还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一步捍卫了法律的尊严。¹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思想家各抒己见，但其廉政思想不外乎关爱百姓，选贤举能、推崇法律、惩治贪污等，为后世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权力高度集中，腐败现象也在不断滋生。如何维持国家社稷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迫在眉睫的难题。鉴于此，推行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建设成为了一大突破口。例如，宋初统治者设立高薪制，同时精简官员，积极促进官员廉政。明代朱元璋秉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之念，制定相应法律，建立厂卫制度，以此惩治贪官污吏。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上位者采取的措施虽不尽相同，但经由制度化的规定、适时的政策举措，来约束官吏行为，实现廉政建设，仍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治理理念。

明代厂卫制度

于今观之，廉政仍是当代治国理政之要。清正廉洁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优良基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代代传承的良好品性。党不断学究古代廉政文化，审察所有反腐倡廉的成败利钝，遵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纲要，在执政治理方面下苦工，推明制，树廉风，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真正做到了“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

目及德国，廉政建设同样为大本大宗。德国在国际上素有清廉之誉，其腐败治理体系历经时代的打磨日趋完善。德国坚持“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注重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局面，是其政治治理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

在治理方面，德国同样注重法律的效力，制定了全面的针对腐败问题的惩戒法。至于公务员的管理，政府更是敕始毖终：坚持办事“四个眼睛的原则”，实行轮岗制度，预防暗箱操作，抑制腐败；公开招聘公务员，做到决策公开透明；严禁公务员从事第二职业，对其接收礼物进行严加管控；设立行之有效、具体细致的法律条文，细化权力约束与管控。²

在德国，法律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更是给予新闻自由的强大地位，落实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监督作用。此外，腐败的预防工作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致力于实现全民廉洁普法教育，尤其注重对于青少年的教化。在教育方面，政府专门设立“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对政治教育实行总规划与管理。学校则积极推进青少年的廉洁文化教育，与家庭联手，合力培养受众诚实、自律、公私分明的品格，为政治旷野输送清流。³

两国国情虽然不同，但在治理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德国特色鲜明的治理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的反腐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腐败和反腐败斗争长期存在，其道路坎坷不平，更亟需政策一以贯之。一如论语中发人警醒之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论语·子罕》)

反腐之路长郁于寒冬凛月，唯有迎难而进，审时度势，充分借鉴他国治理经验，循序渐进地推进廉政建设与反腐斗争，方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社会的生机活力，建成国家的清正廉洁。

廉政建设是实现民主政治所不可推卸的责任担当与道德使命,民主政治的深入推进也期待廉政道德的浸润。二者相得益彰，将引领人类文明以势不可当之态前行。

Quellen:

[1] 唐贤秋.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J].唐都学刊,2003(02):48-53.

[2] 李姗姗.德国政府的廉政机制[J].党政论坛,2007(10):44-45+1.

[3] 徐菁忆.德国的廉政治理及其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9(01):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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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杨方  杨帆  郭汪旻

图片 | 杨方

编辑 | 杨诗嘉

审核 | 林方

终审 | 茹潇潇